这样一来，苏州府的人考苏州府的，松江府的人考松江府的，互不干扰，各凭本事。

后地区有了自己的“保护名额”，不至于被碾压得一败涂地。

再比如，福建省内，福州、兴化、泉州三府文风极盛，而汀州、邵武等府则相对后。

朝廷也会为这些后府县单独编列字号，确保它们的士子也有出人头地的机会。

最后一步则是全国统考，省内排序。

会试结束后，不再进行全国统一排名。

考卷按省份编列字号，所有考生只与本省的考生竞争，按成绩高低在省内排队，最终依照本省的名额数依次录取。

你考了多少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本省排第几。

听起来不公平，可这就是现实。

朝廷要的不是绝对的公平，是相对的稳定。

如果一个省几十年都出不了进士，那个省的士绅就会对朝廷失去信心，那个省的人就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。

离心离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清朝用这套制度统治了广阔疆域多年，靠的就是这种精细的平衡术。

这种科举考试方式，通过为各省设定定额并确保省内后地区也有机会，将科举打造成了一套精密的统治工具。

这套制度通过对名额的精细切割，构建起了一个看似繁琐、却能让广阔疆域上各地区士绅都保有机会的分配机制，极大地巩固了帝国的统一与稳定。

它不仅解决了南北矛盾，还解决了省内的地区矛盾，甚至延伸到府、县的层面。

其影响深远，实际上触及了后世高考录取制度的核心逻辑——分省定额，省内竞争。

李承璟觉得与其搞出一个过渡的南北榜制度，不如直接一步到位。

与其以后再改，不如现在就做。

大明用了三年时间从南榜过渡到南北榜，又用了二十多年才完善南北中榜。

他可没那么多时间折腾。

一次做完，一劳永逸。

于是李承璟便直接选择了这种“分省取中”模式。

消息传出之后，举国上下皆是一片哗然。

南方的士子们陷入了震惊之中，开始思考接下来科举制度对自己省份的影响如何。

北方的士子们则是喜忧参半。

喜的是，他们终于有了出头之日，不用再被南方的学霸们碾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忧的是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过同省的人。

毕竟名额虽然多了，竞争的人也不少。

而那些偏远省的士子们，则是欢天喜地。

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，这些地方以前几十年都不一定能出一个进士。

现在好了，每省至少有五到八个名额。

虽然少，但至少有盼头了。

朝堂上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了。支持的人这是“历代未有之善政”，反对的人这是“矫枉过正”。

可不管怎么，圣旨已经下了，玉玺已经盖了，这个制度已经定了。

谁反对，就是跟皇帝过不去，跟天下士子过不去。

那些闹得最凶的几个南方籍官员，被李承璟叫到御书房训了一顿，出来后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再也不吭声了。

李承璟坐在御书房里，听着高大力汇报各地的反应。

高大力手里拿着一个本子，一页一页地翻，把各地的情况一一道来。

到南方士子闹事的时候，李承璟的眉头皱了一下；到北方士子欢呼的时候，他的眉头舒展开来；到偏远省的士子放鞭炮的时候，他的嘴角微微勾了一下。

他端起茶盏，抿了一口。

“让他们吵吧，吵完了，该读书的还是要读书，该考试的还是要考试。一年之后，新科举开考，按新规矩来。到时候谁考上了，谁考不上，各凭本事，各安天命。”

同时，在皇帝的命令下，本次科举便按照“分省取中”模式重新录取。

各省考生试卷按籍贯分编字号，由新组建的阅卷班子分省审阅，省内按成绩高低排序，依照各省定额择优录取。

南直隶、浙江、江西等大省各取十名，山东、河南等中省各取七名，广西、贵州等省各取三名。

十日之后，新的榜单张榜公布，一百四十二个名字赫然在目——南北各省皆有中者，虽有多寡，却再无空缺。

北方士子跪在榜下，泪流满面；南方士子虽有不甘，却也挑不出毛病。

这一次，没有人再喊不公了。